怒江水电开发的利弊之争在哪里? (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议)

本文目录导航：

• 怒江水电开发的利弊之争在哪里?
• 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的原因
• 易地搬迁嘴上夸，农民生活条件还是差

怒江水电开发的利弊之争在哪里?

为了阻止怒江水电开发，有些环保人士除了对我国水电开发的现实进行明目张胆的歪曲之外，还煞有介事地警告说：“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水体富营养化、滑坡与塌陷、下游断流、局地微气候循环中断、生态移民演变为生态难民，由此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我们不要陶醉在驯服了一条条奔腾的江河，大自然的惩罚随时都会要人类兑现。

”情况真的会如此可怕吗?关于“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

贵州的红枫湖水库前一段时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水体富营养化，但是，从时间上分析造成水污染的原因却非常明确。

因为，红枫湖水库是我国建国初期建设的水电站，建成后的前30年里红枫湖的水质都非常好，从未出现过任何富营养化的问题。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当地经济的发展，水体养殖和污水排放逐渐增多，最近几年使得该水库的水体出现了严重的富营养化。

去年贵州省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治污措施，控制网箱养鱼，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目前，红枫湖的水质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恢复。

总之，红枫湖的水质在水库建成后30年不变，然后随着当地的经济发展由好变坏，最后，又随着污染治理由坏变好的过程非常明确地说明，水库水体的变坏，是污染物过度排放的结果，与建设水库没有直接关系。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也很说明问题。

我国的新安江水库已经建成了半个多世纪，由于污染排放控制得好，至今仍然是一库“有点甜”的矿泉水;而没有水库的淮河下游，却因为沿江污染物的过度排放，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

再看所谓怒江的滑坡与塌陷问题，部分环保人士的态度更是颠倒黑白。

由于山高水急的怒江河水不断地切割山谷，目前怒江沿岸的滑坡与塌陷问题本身极为严重。

笔者曾经在一次大雨后考察过怒江，亲眼所见300多公里的怒江沿江公路发生大小滑坡塌陷的地段几乎接近100处。

工程地质专家认为，这种滑坡和塌陷的情况，将会在怒江水电开发之后，得到明显的好转。

因为每天切割山谷的巨大水能被用来发电之后，河谷的深度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有可能产生淤积，两岸的边坡也不必再通过塌陷来调整适应不断深化的河谷，滑坡和崩岸的地质灾害才能得到根本上的治理。

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

然而，那些反对怒江水电开发的环保人士，却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地否认目前怒江滑坡与塌陷情况极为严重的现实，反而喜欢说怒江水电开发后将会造成“滑坡与塌陷”的情况。

“生态移民变成生态难民”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蓄意的造谣。

至于怒江下游断流、局地微气候循环中断的说法，更为奇怪。

很多环保人士都喜欢用这种似是而非的反对水电开发，不过，他们也不想想，难道水电站的水轮机还能成为宇宙中的黑洞，把数以亿计的水体统统吞噬掉吗?事实非常简单，只要没有引水供水任务，水电站本身绝不会消耗一立方水。

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的原因

石漠化是“石质荒漠化”的简称，石漠化是在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下，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而造成人地矛盾突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生产能力衰退或丧失，地表呈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岩石逐渐裸露的演变过程。

从成因来说，导致石漠化的主要因素是人为活动。

由于长期以来自然植被不断遭到破坏，大面积的陡坡开荒，造成地表裸露，加上喀斯特石山区土层薄，基岩出露浅，暴雨冲刷力强，大量的水土流失后岩石逐渐凸现裸露，呈现出“石漠化”现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石漠化”的程度和面积也在不断加深和发展。

“石漠化”发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资源的丧失。

又由于石漠化地区缺少植被，不能涵养水源，往往伴随着严重人畜饮水困难。

易地搬迁嘴上夸，农民生活条件还是差

从“十二五”易地扶贫搬迁的抽样调查数据看，群众居住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贫困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增加超过4000元。

转移就业人员、务工人员人均年增收工资性收入1万元以上。

迁出地生态效益明显改善，搬迁工程还消化了建筑业产能，群众的信息交流、观念更新速度明显加快。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重建系统工程，还面临着搬谁、如何安置及可持续发展三大问题，直接影响搬迁脱贫成效。

汪三贵对记者说，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非建档立卡户的同步搬迁群众可以享受同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无法享受与贫困户相同的补贴，这部分的资金缺口比较大，也产生一些矛盾,各地要求统筹扶贫搬迁资金的愿望很强烈。

然后是怎么搬的问题。

有些地方出发点是好的，觉得好不容易搬一次，直接城镇化算了，但相当一部分贫困户的生存能力还不适应城市。

过于激进的搬迁并不现实，特别是西部地区。

如果搬迁后没有就业机会，没有门路，没有能力去就业，会导致进一步的社会问题。

此外，部分地区反映人均住房面积少，如果超标准建设楼房，一方面会增加成本，农民负债过高；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分摊到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基础建设上的资金缩减，影响产业发展的后劲。

朱启臻则强调资源的有限性也是搬迁的难题之一，向中心村搬迁，会造成迁入地土地等资源紧张。

而利用非农手段解决就业，又与贫困人口素质之间的差距较大，难以短时间内解决。

贫困户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弱病残者，既无技能，也没知识，迁入地所能提供的公益性岗位有限，要想解决他们的后续收入问题是个难题。

记者了解到，陕西勉县阜川镇骆驼项村71岁的张明双和59岁的张明久兄弟俩已经拿到了扶贫搬迁房的钥匙，住房条件改善了，但每月250多元的低保和林业生态补偿款收入，恐怕仍有后顾之忧。

原来在村里养两头猪、种植6亩玉米地还能每年有3000多元的收入，一旦搬到楼上，生活如何继续，还有待于政府完善相关的政策来具体落实。

客观上，搬迁安置涉及住房、就业、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难题，妥善安置、脱贫发展难度很大。

而需要搬迁安置的人口众多，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2016年全年的搬迁人口超过去15年搬迁量的1/3。

很多地方第一年做，经验少，后续产业还在谋划建设之中。

综合各方因素概括，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力量投入力度小，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政策协调力不足，配套政策不完善是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存在问题的根源。

王艳华指出，在实际调查中，各地在脱贫攻坚上所花的力气、用心程度以及配套政策和执行协调能力也直接影响着搬迁的效果。

例如贵州省需要搬迁脱贫的建档立卡人口有130万人，早在2012年，贵州就开始谋划全省的发展，引智引商，建设工业园区，将易地搬迁户作为就业主体，进行工业化安置，既解决工业园区的用工问题，又修复生态，科学开发地方特色的优势资源。

搬迁之后，后续发展更重要

搬迁不是简单的位置移动，如何解决后续问题，保证搬迁移民生计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搬迁的最终目标。

朱启臻表示，城市化搬迁后，农民的生活成本明显高出很多，从收入来源看，原来的土地很难再利用，即便可以利用，也会造成农民因为距离土地太远而不愿搬迁，或者将土地流转出去，却损失了原有的种植养殖等收入。

所以，有些地方出现农民新房子盖好搬迁后，旧房子也不想交出去的现象。

如果产业发展或收入没有落实好，即使集中点建好后，有些贫困户也不愿意搬。

例如，宁夏地区生态移民入住率只有六七成，部分房屋只占不居的情形，使得政府投入的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造成浪费。

朱启臻向记者讲到浙江松阳县枫坪乡沿坑岭头村的例子，这个村子原来是全乡最贫困的村子之一，整村搬迁都已经规划好了。

在村子即将消失的某天，一位美术老师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老房子、柿子树、崎岖的山路、横亘的大山都成了天然的油画。

两年来7000多名美术师生来此写生，村子成了全国有名的“画家村”。

有了游客，就有了卫生、全村WIFI的服务升级。

民宿、商店、农产品(5.40 +1.50%,诊股)都转化成收入，沿坑岭头村被评为“中国传统古村落”，外出打工者也被吸引回村创业。

汪三贵表示，以往扶贫搬迁数量也存在冒报的现象，能不能搬这么多人，要实事求是，对部分不适合的政策进行调整。

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好当地产业，或者引入企业和合作社，统一经营，壮大当地产业。

如果人搬出来产业没有了，还不如暂时在原地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此外，搬迁并不是只解决住房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医保、社保、就学、卫生、户口迁移需要统筹考虑，有些省份同步进行政策设计，有些则有些滞后。

一位青海湟源县搬迁户向《经济》记者反映，父亲易地搬迁到县城，但自己与父亲在一个户口本上，原有农村住宅要拆掉，导致在城里打工的他回乡无房可居的状况。

同时，搬迁也是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的重构，搬迁群众的心理归属感需要重新培育。

例如贵州黔西南州在实施搬迁中充分评议，并让村里的能工巧匠充当监理，参与设计施工，增强了群众的归属感。

条件已备，如何整合？

从事十几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王艳华表示，她最大的感受是，国家对脱贫攻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政策，易地扶贫搬迁只是多种扶贫方式中的一种，如果能与其他扶贫资金、项目有机整合起来，能够做出非常好的一篇文章，达到产业发展、生态建设、保留乡村文化的多重成效。

云南禄劝县洗马塘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学祥，与其他51户人家从“人畜混居”的土坯房迁进中心村的二层小楼，每家还有一个晾晒粮食的晒台。

在迁居同时，禄劝县规划种植三七、当归、芍药、草乌等中药材8万亩，参与种植的农户多达数万人，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

黔西南州兴仁县的一个贫困村整体从深山老区搬到县城，同时引进一家公司流转土地，种植和经营当地特产薏仁米，百姓依然是种地，却挣的是工资，干不了活的，可以从事打扫卫生、物业管理工作，村民的收入有了保障。

四川苍溪弥猴桃基地，把产业开发、旅游、资产收益都整合在一起。

进行农业产业升级，还引入木材加工企业，易地搬迁户在园区就业。

湖南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易地搬迁新寨建成后，驻村工作队成立了苗绣公司，组织苗寨女人订单生产，产品还出口到欧洲。

实现了男人在外挣钱，女人在家门口挣钱的愿望。

贵州册亨县种植甘蔗的历史悠久，由“大山小农”创业团队在纳桑村孵化出木棉树土法红糖专业合作社，依托科技，提升原有的土法制糖工艺，以前最多卖到5元一斤的红糖，现在可以卖到100多元，还供不应求。

村里种甘蔗的老百姓(63.75 +2.49%,诊股)就富起来了，还吸引了20多人回乡就业。

可见，升级原有的产业，做出特色，提升其附加值是关键。

王艳华在调研后强调，要重视山区的特色小品种的开发，增加研究力量，提升科技含量。

例如湘西黄牛最多长400公斤，但牛肉品质很高，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本地黑猪做出的腊肉也是独具风味，其他品种则做不出来，但这些产量都很少。

如果科技跟得上，形成独特的产区，就能发展本地特色产业，让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珍贵小宗品种得以保留、延续和发扬。

朱启臻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振兴乡村战略，要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业、爱农村专业队伍，知道农村的价值在哪里。

物质的载体拆掉很简单，但也拆掉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

我们要很好地利用政策，也要审视农村，避免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