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几个著名的牧区-为什么他们需要转场 (中国有哪些著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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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几个著名的牧区，为什么他们需要转场？
• 吊庄移民是什么意思？
• 如何理解生态系统退化与生态恢复

在我国几个著名的牧区，为什么他们需要转场？

野牛沟乡边麻村，距离青海省祁连县城50公里。

途径这里的唯一一条公路是省道S215，又称“二尕公路”，从青海湖畔的尕海一路向西北延伸，到达海拔4300米的祁连山脉二指哈拉山垭口。

“野牛”和“边麻”，一个是草原上最常见的野生动物野牦牛，一个是牛羊喜食的草料金露梅，这里是祁连山南麓的传统牧区。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二尕公路都很冷清，7月却异常热闹，旅游季的自驾车常被成群的牛羊堵在路中央。

这是边麻村牧户们集中的“转场季”，100多户牧民需要赶着牛羊沿公路步行数十公里。

2019年7月7日，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转场中的牛群和羊群。（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 史阳琨 图 图片编辑 周平浪）

当地人管不同季节的草场为“窝子”，7月的转场就是从“冬窝子”搬去“秋窝子”。

在边麻村，冬窝子是大本营，海拔较低，土壤肥沃，草量充足，牛羊可以度过高原上漫长的冬季。

秋窝子海拔较高，主要做轮牧用。

每年夏天，人和牛羊会在那里度过一个半月，留足时间让冬季草场恢复畜力。

2019年7月8日，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的牧民正在“转场”。

每年七月，他们会从各自的冬季草场搬迁到秋季草场，这是一种传统的轮牧方式。

这是草原的传统智慧。

“总在一个地方吃，草不够，羊不肥，产不了崽”，34岁的马金贵是边麻村的村长，早年祖辈从西宁市湟中县逃难到了边麻村，分得草场放起了牛羊，到他已是第三代。

马金贵，34岁，边麻村村长，在转场休息的间隙，他会躺在草地上刷抖音。

马金贵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走上转场路。

14岁的儿子今年刚刚小学毕业，也被他拉进了7月的大部队，想让他“吃吃苦，这样回去才能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近几年，马金贵嗅到了改变的苗头。

2017年，甘肃、青海两省宣布将5.0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边麻村的一部分也被划入其中。

摆在马金贵们面前的问题是，还能不能继续放牧，还要不要继续放牧？

2019年7月8日，牧民在转场过程中驻扎的帐篷，转场一般耗时三五天不等，途中牧民要在路边的公共牧道上搭建临时帐篷露宿，第二天再继续行程。

山沟沟里的“小香港”

边麻村隶属祁连县，最早在汉代以前，这里就是羌人牧地。

上世纪下半叶，传统的游牧生活之外，另一条叙事线也与边麻村人交织。

祁连县是资源富集县，已探明的矿场资源就有40余种。

金属矿产包括铁、锰、铬、铅、铜、砂金等，非金属矿产还包括石棉、石墨、白云岩、石灰岩、粘土、石膏、大理石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祁连县一度实现财政自给自足。

“上世纪九十年代，外面人管里面叫‘小香港’。

山沟沟里到处都是矿场。

卡车一车一车往外拉石头”，马国良是野牛沟管护站的站长，1990年代退伍回来被分配到这里的林场。

2019年7月7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护站的管护员在进行巡山工作。

年轻时，马国良也下河捞过金子。

小香港最热闹时，外地人聚集在上游，外地的老板、外地的矿工，大大小小的矿场。

常有碎石顺流而下，本地村民就在河边“捡漏”。

“当年牛羊还卖不上价格，捡到一块你就赚到了。

”

村民大多对矿场有着复杂的感受。

“一开始都觉得（开矿）是好事，矿场一般都在深山，也没侵占我的草场。

外地人多了，我们还能多卖点特产，赚点钱。

但后来发现坏了。

”

一开始是空气污染，有一阵空气里一直飘着石棉纤维，“一闻就知道石棉厂开工了”，此外还有水污染和水土流失。

开山挖矿、截流发电和超载放牧，草原一度伤痕累累。

途径祁连县最重要的一条河流是黑河，其发源地正是位于野牛沟乡的“八一冰川”。

黑河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也是河西走廊的“母亲河”。

黑河古称“弱水”，曾多次断流，原因主要来自上中游的过度开垦，和沿线矿场对山体的破坏。

2001年，黑河源生态应急治理工程开始，青海省进行了黑土滩沙化草地治理、人工造林、草原围栏封育、河道治理和尾矿修复等工作。

但直到近些年，矿场才完全退出了如今的国家公园范围。

2014年澎湃新闻曾报道临县天峻的木里煤矿。

天峻县木里镇探明了35亿吨煤炭储量，在十几年间迅速成为煤炭基地，露天开采严重破坏了地表，造成水污染、水土流失和空气污染，挤压牧区生态。

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成立后，青海清退了范围内的矿场。

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毓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矿场清退的复杂性在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少矿场仍然“合法”，证照齐全，租赁期未满。

目前，青海省正在制定具体的矿场清退补偿办法。

告别了“小香港”时代的嘈杂，边麻村重归平静。

作为管护站站长，马国良仍然要在日常寻呼中“盯紧河道”，以防有人偷捞矿石。

2019年7月7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护站的管护员们正在进行日常巡山前的碰头会，巡山的主要工作包括防火，垃圾捡拾，及防偷猎偷盗。

“岩羊吃了我家的草，我的羊怎么办？”

包括黑河源生态应急治理工程在内，多个生态修复和治理项目过后，边麻村的环境变好了。

马金贵称，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野生动物。

“游客看到石羊（岩羊）都要下车拍照，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岩羊、藏野驴、狍鹿……”

他还没见到过雪豹，那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通常生活在雪线以上。

但在2018年5月，紧邻边麻村的油葫芦管护站，红外相机拍摄到了5只雪豹同框。

随着野生动物的增多，人兽冲突也多了，几乎每个国家公园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有村民曾问马金贵什么是国家公园，“一开始我也答不上来，只能说就是不让捕杀动物了”。

世代游牧，边麻村人都有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经验，比如“狼害”和“熊害”。

在冬季，山上的食物不够，狼会下山，闯入牧民家，袭击家羊。

“狼最爱吃的是内脏，但它们很坏，掏了一只羊的肚子还不够，还要咬死很多只。

熊也是，趁人不备会跑进牧民家，把人家的酥油喝了，糌粑吃掉，还会躺在人的床上睡觉。

”

2019年7月7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护站的管护员们正在进行日常巡山前的集合，巡山的内容主要包括防火，垃圾捡拾，及防偷猎偷盗等。

早年，马金贵的祖辈曾联合多家牧户，自发组成“打狼队”，但没过多久，随着枪械收缴和管制，以及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强调，打狼队被遣散。

马金贵回忆，有一段时间，狼不能打，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再拿着剩下的肉去处理掉。

后来有了补偿的政策。

2012年，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青海省出台了《青海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办法》，受到狼害和熊害的牧户可以向森林公安报案，评估损失，按照牛羊的市场价格，由省级财政承担50%的补偿。

但这些补偿仍然无法覆盖一些模糊地带。

边麻村的部分范围被划进了祁连山国家公园，既有核心区，也有一般控制区。

一些牧户的草场位于山大沟深处，野生的岩羊时常成群结队地“入侵”牧户的草场。

“岩羊吃了我家的草，我的羊怎么办？”一些村民询问村长马金贵。

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们不能捕杀岩羊，驱赶也毫无意义——“草场就在那儿，你今天赶跑了，明天、后天它们还会接着过来。

”

岩羊生活在山地，跳跃力极强，能够轻松翻越网围栏。

近些年，为了给野生动物留出迁徙通道，国家公园试点工作要求拆除网围栏。

一些牧民的草场已经被岩羊变相“占领”。

如果说狼害和熊害可以通过死伤的牛羊数量来计算，岩羊“入侵”带来的损失却难以被量化。

受影响的草场大多是牧民的“秋窝子”，牛羊每年只在这里度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虽然时间较短，但这对于冬季草场恢复畜力极为必要。

“岩羊吃完就走，短时间内看不出变化，草还是那片草。

但留给家羊吃的草少了，这会影响产羊羔。

”马金贵算了一笔账，假设200头母羊能产150只羊羔，受岩羊影响，现在只能产不到100只，不少母羊奶水不够，产下来成活率也不高。

野生动物对家畜造成难以被量化的损失，边麻村并不是个例。

国家公园分为核心区和一般控制区，后者一般位于人类和野生动物活动的重叠区域。

祁连山国家公园

今年5月，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片区进行了调研。

项目负责人彭奎表示，在整个青海省片区，不少村落都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一些牧户表示，希望将自家被岩羊侵扰的草场“让渡”出来，纳入国家公园核心区。

彭奎称，“这当然是牧民们的朴素想法，国家公园的区域划定有自己的生态依据，但国家公园应该对这些牧户做出相应的生态补偿。”

对于那些难以被量化的损失，和其他一些国家公园试点一样，祁连山正尝试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生态补偿，比如在招募生态管护员时，优先考虑这些利益受损的牧户，让他们成为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

生态补偿是不是只能按照国家公园的范围，按核心区、一般控制区和园外分档，这也是一个问题。张毓称，“野生动物并不认识界碑界桩，它们是活动的，会跑出去，如果只对公园范围内的村落进行补偿，那相邻的园外村落怎么办？”

张毓表示，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仍在细化具体的生态补偿办法。

核心区的“禁牧难题”

岩羊侵扰之外，另一些因素也让马金贵们担心，羊鞭还能不能继续拿下去。

边麻村的部分范围被划入了国家公园，有的位于核心区，有的位于一般控制区。

按照国家公园试点期的政策，原则上核心区内禁止人为活动，而一般控制区限制人为活动，位于核心区的原住居民需要搬迁，但这遭遇了困难。

一些牧户的家和草场都被划入了核心区，不少人告诉马金贵，愿意把家从核心区迁出，但想继续留在那里放牧。

如果完全禁牧，他们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此外，不少草场有着复杂的使用权属，这需要更为细化的安置补偿办法。

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义华表示，在一些村落，集体草场被划入了核心区。

它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但涉及的人口却很广，如果只按照所有权补偿，这些牧户所能得到的补偿很少。

一些村落被划入核心区的是轮牧用的草场，如果无法轮牧，有可能造成草地的进一步退化。

不同于美国的国家公园，由于印第安人被早早驱逐，留下了无尽的荒野。

但在中国，国家公园从一开始就是有人的。

在如边麻村一样的传统牧区，老一辈牧民鲜少接受现代化的教育，除了放牧，他们并没有其他的劳动技能。

除了一刀切地在核心区施行严格的禁牧，还有没有其他方案？

彭奎表示，经过世世代代的人类活动，牧区的牧户已经和自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适度的人类活动并不会对生态造成破坏。

多年以来，“以草定畜，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严防超载放牧”是草原绿色发展的红线。

“如果牛羊撤出来，草长得过高，可能会存在火灾隐患”，在成为管护站长之前，马国良曾在国有林场工作。

林场的边缘与草地交汇，为了保护林地不被家畜破坏，人们用网围栏将林地与临近的牧户隔开。

但草长得过高，干旱季节容易引发火灾，甚至造成森林大火。

面对严格的林场保护政策，马国良们找了一些折衷的处理方案，牧户可以进入林地，人工割草，免费给自家的家畜补充草料。

“在中国的国家公园试点里，我们不希望看到人为制造的‘无人区’”，彭奎称。

但如果允许一定程度的人类活动继续存在，就需要提出详细而严格的限制。这包括一系列问题：草场的最大承载力是多少？如果不迁出人口，是否需要设置核心区的人口上限？牧民要以怎样的方式放牧？能不能修建新的设施，老化的设施又该如何处理？

眼下，边麻村人就遇到了生产和生活难题。

为了避免建设工程给草场带来破坏和污染，这里暂时叫停了各类建设活动，羊棚不能翻新，危房不能改造，这影响了数十户人口。

羊棚和危房只是表象，彭奎称，这背后是人口增长对自然提出的要求。

“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是需求的变化，最开始是增加帐篷，接着会分家，羊棚、冬窝子都会相应增加，发展到后期还会要求开办工厂、做水利、发展旅游，量的增长和发展的需求，这种（人对生态的）压力是双重的。

”

目前，全球环境研究所正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合作，研究协议保护的可能。

此前澎湃新闻曾报道过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当地社区签订了“保护协议”，对村民的行为提出严格的约束，并按照协议进行奖惩。

彭奎称，通过拟定协议，社区被纳入进来，成为国家公园的合作方，人们也会形成新的行为规范。

羊鞭之外的可能

换个地方居住或许容易，但改变世代沿袭的生产方式却很困难。

和内地曾经的“农民上楼潮”类似，传统牧区的牧户面临转产就业的难题。

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边麻村曾有过“生态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农畜队。

早年，部分村民未能分得草场，被编入了农畜队，进行农耕种草，转卖给有需要的农户。

也有的挖虫草，在县城做小生意，或是去外地打工。

2019年7月8日，马金贵的儿子，14岁，刚刚小学毕业，暑假从县城回到村里帮助家人一起转场，这是他参与过的第二次转场。

马金贵说自己一家三代是牧民，希望儿子认真读书，以后可以走出这片草原。

2014年以后，随着祁连县旅游业的发展和精准扶贫政策，一些人搬去了乡镇和县城打工，做起了林场管护员、停车场管理员、超市收银员，或是在景区卖起了门票。

当年没能分得土地的他们在多年“打零工”生涯中习得了谋生技能，而牧民们却担心突然的变化。

对于老一辈牧民而言，适应转变极为困难。

张毓称，让他们放下羊鞭拿起镰刀，这已经是艰难的跨越，更别提进入第三产业，从事服务业。

“想要发展旅游，餐饮、食宿、接待，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技能都不是通过一两次的培训就能够获得的。

”

为了扶贫，祁连县曾组织过转产就业培训班，比如裁缝班、厨师班，但彭奎表示，这些零星的培训班往往流于形式。

“一两次培训，活动经费用完，也就没有了，这样真的能培训出厨师来吗？当地人也不信。

”

而如马金贵一样的年轻一辈已经试图找寻羊鞭之外的可能。

自然教育就是其一。

在一些试点村，青海省林业与草原局与村委会和村支部合作。

他们编制了生态课堂教程，在一批中小学中进行自然教育。

青海省林草局副局长王恩光表示，通过“村两委+”的模式可以打通生态有效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而生态旅游则是另一种思路。

2014年，祁连县的旅游业逐渐发展，由于雪山、草甸的景观，这里甚至有了“东方小瑞士”的名号，县城里的土特产商店向游客售卖起了黄蘑菇和牛羊肉，马金贵们的牛羊肉收购价格也上涨了不少。

不少村子的年轻人开始开发起了旅游线路，比如临县门源的百里花海，老龙湾村的东海沟大峡谷，祁连县的卓尔山景区。

这些景点已经和青海湖自驾游线路连线，每年七八月，二尕公路的外来车辆也增多了。

但彭奎表示，目前既有的旅游业态仍然很传统。

“一提到旅游，大家想到的就是围起来，做景点、卖门票，就是要修民宿、修栈道。

但为什么要修这些设施？你的顾客群是谁？想吸引哪里的人过来，没人说得清楚。

所以你能看到栈道、长廊，出现在高原草地上，很突兀，这就是直接把城市的东西复制过去。

它真的有吸引力吗？”

相比栈道、展览馆等硬件设施，不少地方政府并不清楚生态旅游应该如何运营。

如何设置徒步路线，自然观察的内容应该如何设计，如何培养当地人成为讲解员，如何针对游客设计行为准则……这些“看不见”的工作需要长期的投入。

目前，全球环境研究所正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合作，祁连县的郭米村和门源县的老龙湾村被选为试点，他们将在这里探索与社区的协议保护，以及生态旅游规划，打造国家公园的入口社区。

“表面的扶贫看起来或许很快，但它真的有效吗？”彭奎表示，要想让转产就业产生长期效果，还需要制度和观念的转变。

吊庄移民是什么意思？

吊庄，不是某一村落的名称，而是一种行动。

是中国西部农村近年来向大漠，向戈壁，向一切地广人稀但却蕴含着无限丰富未来的大规模的移民行动。

通俗的讲，是指一家人走出去一两个劳动力，到外地开荒种植，就地建一个简陋而仅供暂栖的家，这样一户人家分居两处，一个庄子吊两个地方，故称之为“吊庄”。

把贫困地区群众整体跨区域搬迁称之为“吊庄移民”，有将村庄直接“吊”过来的意味。

吊庄移民是宁夏经过多年实践的一种生态移民模式，其特点是在自治区所辖区域内，将贫困人口成批地从一个生态脆弱地区迁至另一个有荒地资源的地区，重建新家园，构建新社区，实现脱贫致富和持续发展。

扩展资料

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宁夏的南部山区扶贫表明，西海固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极差，开发建设所需的能源短缺，交通落后，无力、无法就地改变贫困局面，而且，南部山区人口密度超过临界指标数倍甚至十几倍，有的地区达到220人/平方公里。

人口超载已达到非迁出一部分人口不可的地步。

而在川区经勘查和评估查清，在引黄灌区边缘地带尚有荒地资源400多万亩，可开垦的260多万亩；过境黄河水资源尚余8亿万立方米。

川区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开发区，山区又有拉吊庄的传统，长达20年的扶贫移民工程由此展开。

芦花镇和兴泾镇位于宁夏首府银川西部，20年前这里还是戈壁沙滩。

1990年，这里开始吊庄，开始只有4千人，截至2004年已经超过2万人了。

2004年，芦花镇的吊庄移民人均纯收入1314元，是宁夏所有吊庄移民中收入水平最高的。

1983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在“三西”地区(三西地区是指甘肃河西地区的19个县、市、区，甘肃中部以定西为代表的干旱地区的20个县、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的8个县)农业建设的规划会议中，采纳了这一带有地域性的特色的名词，通过这一通俗名称的运用，调动了异地农民迁移的积极性，也使思想动员工作得到了顺利进行，之后、它便被赋予了全新的、超越了原来意义的新内涵。

1996年9月，党中央作出推进东西部对口协作的战略部署，其中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共同推进宁夏扶贫工作。

之后，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前往宁夏银川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

双方决定共同建设作为扶贫协作示范窗口的闽宁村，地处银川市永宁县的闽宁村因此诞生。

在福建援助资金的支持下，“吊庄”闽宁村正式奠基，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地区搬出，来到这个更具发展前景的“吊庄”。

和所有“吊庄”一样，闽宁村奠基之初，基础设施尚在建设完善之中，移民们在政府帮助下，于这片贺兰山冲击扇平原上白手起家，经过多年发展，昔日的闽宁村逐步发展成为如今常住人口达6万余人的闽宁镇。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在扶贫开发中充分利用东部资源，以产业发展带动当地农民快速脱贫致富，创造了“干沙滩”变成“金沙滩”的奇迹。

如何理解生态系统退化与生态恢复

一、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从过去100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几个严重事件中，我们能否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避免那种“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先引进、后消除”（往往很难除掉）的惨痛的教训呢？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移民南部大草原。

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开垦地土壤地力耗尽后马上撂荒，转而开垦新的土地。

但是，草地的严重扰动诱发了大规模的沙尘暴：1932年爆发14次，1933年高达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

1935年5月，起源于堪萨斯、阿克拉荷马、科罗拉多三州黑风暴，裹挟着大量耕地表层黑土，形成了东西长2400km、南北宽1440km、高约3km的“黑龙”，3天中横扫2/3个美国,3亿吨肥沃表土被吹进大西洋，16万农民受灾。

后来，据美国土壤保持局统计，1935-1975年的40年间，大平原地区被沙尘暴破坏的面积高达4000-6000km2a-1。

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美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

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农场法案”，鼓励弃耕，政府采取补偿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天然草原，休牧返林还草。

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返林返草面积达km2，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0%，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然保护区144个。

由此看来，美国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办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

前苏联自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至1963年累计垦荒km2。

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风刮起，形成沙尘暴。

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南部广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km2以上。

1963年沙尘暴受灾面积高达km2，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

沙尘暴同时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

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00km2的农田和草场。

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是异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断使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20km，咸海湖底盐碱裸露,“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毁灭了60%的新垦区，并使其成为生命禁区。

当年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

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而已。

阿尔及利亚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号称世界级造林工程(绿色坝项目)。

该工程延伸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绵延1500km。

按照理论计算，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

但由于没有弄清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变成生态灾难，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现在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超过造林面积。

2004年12月11-16日，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们沿海边行驶一天，也没有见到该“绿色坝”的影子。

当问及突尼斯国立干旱区研究所所长，北非五国的绿色坝项目进展时，该所所长不无幽默地说：“那是纸上的防护林”。

荷兰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工程对荷兰农业发展、市镇建设和自然保护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过去20年来，围垦区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没有人为干预，使荒芜的围垦土地出现生机，形成了总面积达1650km2的健康生态系统(董哲仁,2003)。

这一成功做法引起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关注，经常被作为生态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复引用。

实际上，该国围垦区的生态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反映了荷兰人对生态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围垦区，根据居民休闲的多种需要，进行景观设计；第二阶段是60年代以后，专门进行生态设计，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创造条件，主要人工种植多种植物，为珍禽鸟类栖息创造条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

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不需要种植任何植物，经过若干年时间，同样可以建设一个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则是大量使用本地种。

英国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大量采煤使得该国的生态环境“满目疮痍”。

但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着名的乡村景观。

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Bradshaw,2000)。

他们驾驭了被毁坏生态系统最初的演替过程，而那些生态系统能够成为目前的样子，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自然力。

该模式为英国前生态学会主席、皇家学会会员、利物浦大学教授所提倡，他认为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好处有：其一，工作量可大大减少；其二，剩余的恢复过程可以自我维持，因为它是自然发生的；其三，生物多样性可以增加并得以维持。

总结他一生在恢复生态学研究的经验，他认为生态恢复的重要因素有两条:其一,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其二,利用自然力，在自然能够恢复的地方决不强加人工干扰。

如果不遵守这些基本的规律，生态恢复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澳大利亚该国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种造成生态灾难最严重的国家，试以兔子为例说明之。

1859年，一个英国人为了满足其打猎的嗜好，从英国弄来了5只兔子后，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从此爆发了。

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亚失去天敌控制后，数量不断翻番。

到1880年，兔子到达新南威尔士，开始影响南澳地区的牧羊业。

1950年，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从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亿只，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庄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极大损失，一些小岛甚至发生了水土流失。

人们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灭兔行动，但收效甚微。

到19世纪90年代，当兔群抵达西澳时，人们修了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栅栏，试图将其拦住。

但是，这个栅栏很快被冲破了。

绝望之中，人们从巴西引入了多发黏液瘤病，以对付迅速繁殖的兔子。

但是病毒战只能使不断恶化的状况得到暂时缓解，一小部分兔子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们在侥幸逃生后又快速繁殖起来。

整个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灭兔行动从未停止过。

这个惨痛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防止生态退化在引进物种时“饥不择食”，而必须警惕生物入侵。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整个长江以北，将来自北美的火炬树大量种植，甚至种到了草原上；而长江以南的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其中云南是“重灾区”。

中国“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

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用了恐怕上千亿资金来“筑城”，但是收效不大(苏扬,2003；French,2004)。

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

种植的树种都是“杨家将”(杨树)，不仅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而且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

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大范围植树，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

即使造林成功，其投资产出比也是不合算的。

2002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造林6764km2，国家投资12.32亿元，合1821元hm-2；再看“三北防护林”，2002年完成造林4538km2，投入13.93亿元(国家林业局,2002),为3069元hm-2。

两者相加为4890元hm-2，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以南部每户5人，人均20hm2草地计算)。

这样的话，发牧民工资国家都合算——牲口不养了，退化草地完全能够自然恢复，用不着造林。

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治理区。

那些资金根本不能保证落实到单位土地面积上，而是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远不到治理区域总面积的10%！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

某旗县据说用1.5亿造林治理了6%的退化土地。

依次类推，我们还得投入21亿元才能治理其余的84%退化土地,这是因为中国草原地区9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2000.)。

即使不考虑时间问题，照这样下去，国家也要花上万亿才能治理涉及550多个旗县的生态退化，这样的费用任何国家也花不起(蒋高明,2004)。

二、要认清生态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国家相应启动了许多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国家林业局,2002),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治理效果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人意。

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下述关键问题的存在： 第一，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忽视了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这些基本事实。

毛泽东(1956)在着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于少数汉族与民族关系的精辟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

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确切地说，黑河-腾冲线是我国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业类型的综合分异线：东部以汉族为主,占全国的94.3%，面积为42.9%；西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人口虽只有5.7%，然其面积却达57.1%(张善余，1999)。

目前，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赶，但由于人才、交通与基础条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赶上东部。

中国1000个着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仅一个江苏省(13.7%)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

因此，西部无论怎样追赶，经济的不平衡这条鸿沟是很难逾越的。

而在盲目追求GDP中造成的西部生态退化所需的高额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来“买单”，如2002年国家“六大林业工程”的256亿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环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渍化、气候干旱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

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km2，其中约有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孕育着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如云南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缘种都在这里分布；新疆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分布有很强的适应特殊环境(高温、干旱、寒冷、强光、强紫外辐射)的物种，蕴藏着我国农业、医药业、工业持续的后备基因库。

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傣族、瑶族、壮族等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国陆地生态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少数民族为中华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样和美丽的生态系统。

西部开发决不能盲目追求GDP，而必须提倡绿色GDP，将这里的生态保护好就是对国家重大的贡献：一可以节省下来巨额的治理费用，二可通过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东部和海外的观光客;三可将上风、上水向的环境保护好，为东部输入清洁的空气、水分、能源，如将这些折算成现金也是巨额的一笔费用，国际上流行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就是基于这种思路(CostanzaR.1997);四可为子孙后代保留完美的生态系统。

而目前的现状是，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永远不清，长江将变黄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二，在生态治理措施方面，一些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没有搞清。

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实行的种树与飞播种问题就没有考虑到生态本底。

在草原上天然分布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试图造林改变这种生态基础，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建国53年的森林覆盖率仅0.87%(其中包括浑善达克的天然榆树!),恰说明了造林实际上是失败的。

另外树木“阻挡”沙尘暴比起草“捂盖”沙尘暴的作用来要小得多。

飞播仅解决了生态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没有种子或种苗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

实际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体（孢子、种子、根、幼苗等），只是人们没有给它生长的机会，或者人们没有管住牲口的行为。

另外，飞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种，容易使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变成物种比较单一的系统，如毛乌素沙地就变成了以羊柴、油蒿为主的灌丛，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大大降低了。

第三，在治理费用的使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现象。

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如经费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而上级领导也会以“专款专用”的理由监督，造成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局面。

地方领导关心的是生态治理费用有多少，而不是恢复效益有多大。

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也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了。

人们最热衷造林工程，很显然这里有“油水”，越是那些树木不能成活的地区，“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没有风险——树木早晚都得死，怨不到他们头上来。

很多贫困县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亲自抓，连“二把手”都摊不上，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m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帐去？年财政收入仅1000余万元的某旗县，三年来国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项已高达1.5亿，其所在盟共有9个这样的旗县！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

沙尘暴问题出现后，地方领导的车辆变得高级起来，试想这些贫困县(旗)的财政收入因为减免了牧民的牧业税大大下降了，而公款消费的水平却很快提高了，钱从那里来？ 第四，重建设，轻保护，甚至不愿谈保护。

长期以来，人们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只是认为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资源，而较少考虑到生态系统对于大量外来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驱动促使人们把生态系统当成能够“赚钱”的场所。

一旦当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了，人们又轻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一面，或者认为是别国的退化造成了我们的生态灾难。

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里退化严重得到的治理费用就越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得不到经费；在对牧户的补助中，谁家的羊多得到的补助也多。

这样就变相鼓励了“生态破坏”。

“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的自我维持能力考虑，盲目下任务、下指标，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得到“移民安置费”，也会去抢任务。

这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一些冠冕堂皇的“生态建设”实际上是深层次上的“生态破坏”。

以沙尘暴为例，大量的土壤物质每经历一次沙尘暴，就被刮掉一层地皮。

这些物质在异地是有害的、令人讨厌的，但在当地却是宝贵的、是支持土地生机的关键因子，亿万年形成的土壤，损失了就不能弥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高明,2002b)。

可是，一些科学家不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及时地告诉国家，而是热衷于引进先进的仪器来监测我们损失了多少土，长期下去，于国家何益？而采取“人退保土”的办法，我们是能够减缓或者遏制土壤损失的。

生态保护的关键就是保土。

自然界虽然存在着应对环境波动的能力，但是人类的力量可以超越这种能力，使得生态退化超出能够恢复的“阈值”。

因此，生态恢复必须在加大投入实施生态建设工程的同时，重视生态保护的作用，释放自然力。

其中帮助社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是解决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Liuetal,2003)。

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中，要旗帜鲜明地提倡“以保为主、以建为辅”的原则，而不能背道而驰。

三、人口城镇化、生态自然化 自从工业革命后，人与自然就注定处于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自然退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实在的“****”。

如果地球上没有了人，自然生态系统重现生机是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的。

目前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这里的自然环境原本就不适宜大量人口的生存。

国际上普遍认为干旱区、半干旱区适宜的人口密度为1人km-2，而我们超过了2人km-2。

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主动撤离这些地区，而集中到城(镇)中去(蒋高明等,2003)。

目前，美国约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韩国1/4的人口集中在汉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集中的全国99%的人口，其余地区处在自然状态，生态退化很少发生。

应以人为本，将分散的、撒胡椒面式的经费使用模式向城镇集中，将以前用于生态补偿、修路、就灾、教育、医疗卫生、灭蝗灭鼠、造林种草、飞机播种、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等的费用集中起来使用，大大提高了经费使用的有效性。

利用城市化的各种有利条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实现城市化与治理生态退化的双重目标。

国家花在治理上的费用，如阿拉善荒漠是450元hm-2，而那里的牧民每人有300hm2，如果费用集中起来，他可能每年就有1万多元，仅这个费用就足够他过上小康的生活。

没有了人口的压力生态的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一般的规律，沙地草地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区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于湿地等则更容易实现自然的生态修复。

我们以后生态恢复的重点必须是释放这种自然力。

具体地，人口从严重退化地区的向外转移方式有以下的模式： 第一，人口向大城市的转移中国有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34座，这些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

北京平谷“京东大峡谷”有个桃峪村，近年100多口人自发地向沟外的城镇搬迁、年轻人进城做工，村里的人搬空后，周围山地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连农民家的院子里也长满了树，而政府花几百万元钱修建的公路、架设的电线从此失去了用场。

如果持续鼓励民工离土，则他们对当地的生态压力可以大大减少，非常有利于生态恢复。

从经济的角度，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远比在老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大的多。

在“世界工厂”干活的民工们都会把挣到的钱返给老家，积少成多，这笔钱加在一起，在某些省份甚至超过了该省全部机器开动和全体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换回的财政收入。

拥有8600万人口的四川省，1500万外地民工2003年寄回家的钱约为450亿元人民币，而该省同年的财政收入为292亿元人民币！试想，如果那450亿是从当地的土里刨出，得需要多少年，需要牺牲多少环境做代价呢？西部落后农村尤其提倡到东部大城市做工的做法，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移民搬迁和促进城市化。

第二，人口向局地的中小城市转移国内587座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承担着接收退化地区迁移人口的重要任务，这些城市宜定位在现有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因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还有更多的容人空间，尤其在西部地区，因为原来的人口非常分散。

那些以能源型为主的城市更具备潜力，因此西部的经济战场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

西部的能源与矿山优于东部，可以为东部的经济持续增长输送动力和原料，而这一些需要人来做。

在中国最西端的塔里木盆地，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恶劣，人类难以生存。

自塔里木盆地丰富的油气藏被发现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后，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一批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

随着能源的开发，沙漠北缘的库尔勒市，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个原始小镇，发展到今天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位居中国城市前列的中心城市。

陕西省神木县2001年以前还是一片荒凉景象，现在能源开发所需采掘、加工、服务方面的大量劳动力为陕西省神木县新增1.3万个就业岗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从黄土高原的“穷县”变成了年财政收入5亿元的“富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对能源的开发兴起了众多“资源型城市”，从山西大同、太原到新疆的可可托海，如今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因为资源的枯竭而衰落，而现在崛起的新一代“资源型城市”正在竭力避免重蹈其覆辙，他们采取的路子不只是单纯地开采，而是开采和深加工一体化。

这样可以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人口向自然生态系统的回流。

第三，人口由分散式向乡镇转移在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城镇化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全国共有建制镇个。

然而，现有的建制镇中，72%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地带，而经济落后的西部，其比重只有28%，需要迅速提高西部的城镇化，结合生态恢复，加速该过程。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而我们只有40%，因此，生态恢复的潜力在于城镇化。

今后人与自然的总格局肯定是：人住在城市里，野生动物住在自然里，彼此相安无事。

既然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且我国的生态退化又如此严重，何不可将城市化要花的钱和生态修复要花的钱结合使用呢？内蒙古阿拉善盟现有人口中，城镇人口1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8%，农牧区人口只有6万多人。

即使如此，全盟现有的耕地面积尚可搬迁安置牧民1.6万人。

而农牧区人口中,从事草原畜牧业的人口只有3万多人,需要搬迁的人口数量并不多。

可以用较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目前全盟已成功搬迁转移牧民人口1.7人，进入镇区的牧民将以从事服务业、矿产开发业等二、三产业等为主。

这些措施无疑都大大促进阿拉善盟km2荒漠的生态保护(伏来旺,2000)。

再看浑善达克，没有了人的压力，这里的自然恢复更易实现。

中国科学院连续5年的实验充分证明，这里的退化沙地治理既不用种树、也不用种草，自然力完全能够胜任恢复退化生态的任务(蒋高明,2002a；刘美珍等,2003)。

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沙地上，破坏的因素只有3万多纯牧民，而利用正蓝旗的上都高勒、桑根达莱和哈毕日嘎三个镇就可以将分散的牧民集中起来，他们退出的土地仅利用其中的100万亩高生产力的塌拉发展草产业就可以获得6000多万元的纯收入，建设成上万平方公里有野生动物自由出没的、没有围栏和人工干扰的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尚没有一家)来发展旅游的潜力更大，而该旗目前的财政收入不到2000万元，而国家给该旗的生态治理费用就高达4000-5000万元。

可见，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土地是能够升值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她和保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