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业革命的意义 (近代农业革命最早发生在哪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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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农业革命的意义
• 隋朝到清朝的畜牧业,商业,手工业，农业的经济发展
• 中国自1986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

近代农业革命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农业、畜牧业。

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

这场革命被称为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

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观察和熟悉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慢慢懂得了如何栽培作物。

世界各地区的人民，在采集经济的基础上，积累了经验，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农业。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农业出现的时间很不一致，大约为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

有些氏族和部落在新石器时代仍长期以采集和渔猎为生。

考古资料显示，世界上主要的早期农耕中心有三个地区，即西亚、东亚（包括南亚）、中南美洲。

如西亚的扎格罗斯山区、小亚细亚半岛南部、东地中海沿岸的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也是大麦、小麦、小扁豆等栽培作物的原产地。

中国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下游很早就种植粟和水稻。

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分别是玉米、豆类、马铃薯等作物的原产地。

新石器时代还出现了畜牧业。

早在中石器时代或更早些时候，人们已开始驯养与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活关系较密切的某些小动物。

狗和绵羊是最早被人驯养的动物。

如伊拉克的帕勒高拉洞穴遗址内发现公元前1万年家养狗的骨骼。

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1、农业、畜牧业的产生，使人类的经济以旧石器时代以采集、狩猎为基础的攫取性经济转变为以农业、畜牧业为基础的生产性经济。

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

这一获得食物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农业和畜牧业的发生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一个飞跃，标志着人类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从较多地依靠、适应自然转为利用、改造自然。

农业畜牧业的全部生产活动要求人类更多地认识、改造自然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的经济服务。

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对日月星辰的活动、对水土的特点、气候现象进行观察，积累经验，从而产生初步的天文地理和数学知识，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农业革命促使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劳动，要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播种、管理、收获。

这样，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迁徙生活逐渐转为定居生活。

3、农业革命为以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创造了物质基础。

在狩猎采集经济下，人们难以获得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即使在短暂时期内获得，也无法长期储存。

人类从事农耕和畜牧后，才可能比较稳定地获得较丰富的食物来源，而且第一次有可能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并储存它。

这就使人口得以较大的增长，并可使一部分人去从事维持生存以外的活动，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分工和物品的交换，还使某些人有可能积聚财富，导致原始社会的崩溃。

农业革命预示农业化时代的到来，而中国大农业革命的来临则反映当代“向东方转换”和“走绿色道路”的大趋势。

90年代以来，工业化的弊病日益加剧，西方的现代化方式日益失色，“回归自然”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口号日益高昂。

农业化将是紧随“第三次浪潮”而来的“第四次浪潮”，它将根本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貌大为改观。

最后，本文提出大农业发展的若干方略。

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庚寅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

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

英国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所以工业革命的开始的标志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而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改良蒸汽机。

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

随后工业革命传播到英格兰再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后来，工业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

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18世纪时英国的一场手工业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这就对工场手工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

在这种趋 势下，工业革命就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了。

⑴主要原因/政治前提：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统治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日益加强；⑵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产生并聚集了大量劳动力，同时也扩大了英国国内市场；⑶多年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为英国积累了原始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原料地和海外市场；⑷工场手工劳动时积累的经验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这是后来的法国，德国等国都无法相比的）⑸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工厂手工生产已无法满足需求。

于是，一场机器生产革命必然爆发。

工业革命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⑴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消除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束缚，为工业革命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⑵消除农业中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一定的国内市场；（英国圈地运动）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提供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必需的大批自由劳动力和巨额的货币资本（殖民掠夺）；⑷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长期的发展，为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

一般认为，蒸汽机、煤炭、钢铁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三项主要因素。

工业革命都是以轻工业开始，向其他部门发展。

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整个生产动力依靠人力和畜力。

伴随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汽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

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所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推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

另外，在西欧国家和美国轰轰烈烈革命时，中国清王朝正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英国等国是不会放过这块能掠取财富的土地，这也是诱发鸦片战争的一个原因。

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对印度、东南亚的侵略加剧，印度、埃及、缅甸相继落为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

（2）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它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

（3)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工业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革。

它使社会明显地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4）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

（5）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

（6）带来了工业污染。

(7)开始了城市化进程。

(8)使弱小国家缓慢地走上了工业化进程。

影响1、工业革命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使用机器为主的工厂制取代了手工工场。

2、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化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3、工业革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4、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

比如：贫富分化，城市人口膨胀，住房拥挤，环境污染等弊端。

5、工业革命同时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

6、从根本上说，后来出现的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工业革命的间接产物。

7、生产力飞跃8、出现了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

工业革命对社会思想的影响1、工业革命使人感觉“人定胜天”，各种物质对人思想的冲击很大；2、工业革命的大工业物质化，社会矛盾对立，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3、物质的大量富余和人民的相对贫困，使社会矛盾加剧，革命思潮汹涌，英国等国通过改革实行“民主”，使近代国家体制真正产生；工业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影响1、工业化国家的民众日益分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2、资本家日益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在与贵族的对抗中取得优势；3、人类从此产生了大量的工业聚集，而影响了人类之间的关系。

对欧洲关系的影响英国因为工业革命更加强大，法国因为工业革命也在欧洲保持地位，普鲁士更加强盛，奥地利、俄罗斯、西班牙则日益衰落。

对环境影响影响1、在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上的煤炭总量飞速下降；以及石油，天然气（沼气）等同上2、工业发展使二氧化碳，氟利昂，一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增加。

3、增加生产用地，使大量动物濒临或已经灭绝，生物链遭到破坏。

恶性循环。

隋朝到清朝的畜牧业,商业,手工业，农业的经济发展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期政治稳定和开明，开放自由之风迎来繁荣盛世，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海陆丝绸之路商贸活动达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世界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心地位。

自由、和平、开放、双向交流、海陆并举、范围广及整个文明世界是促进隋唐丝绸之路达到繁荣鼎盛的显著特点。

隋朝开凿大运河和唐朝漕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水运交通发展，车船制造业和水陆交通业发达，交通驿站效率很高，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先进，海上运输极其繁盛，推动人员、货物进出运输顺畅快捷。

唐前期在西域、中亚设置安西、北庭都护府，保护贸易通道，并沿途配置驿馆。

陆路交通向东至朝鲜半岛，向西沿陆上丝绸之路可达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

唐后期吐蕃占据河西走廊，路上丝绸之路受阻，对外贸易转而依靠海路。

海路从扬州、登州出发可抵日本、朝鲜，从广州出发可以抵达波斯湾，唐时海外进出口贸易和海上商船运输达到相当繁盛程度。

每年华商从广州等港口乘坐铜制货船载着中国产品出发驶向安南，也常去东南亚、南亚甚至远及欧洲，唐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征收船税的市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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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采取史无前例的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唐长安、洛阳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各国遣唐使、留学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贸、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带来交易的商品，而且带来手工技术、建筑工艺、生产方法、医学、历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动唐朝达到鼎盛之势，成为世界性商贸、文化的中心。

唐时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师子国等派来大批留学生，唐朝成为培育外国人才和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

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节和留学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师、义净法师前往天竺取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知识。

陆上丝绸之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海上船帆隐隐相望，鳞次栉比。

除了东西二都之外，广州、扬州、泉州、杭州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来自波斯、阿拉伯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国商人数目庞大。

据阿拉伯历史文献记载，庞勋作乱造成广州外国商人被杀数量达12万至20万之众；长安城内大型酒肆雇佣外国女服务员，长安富家还雇佣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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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前后所有这些通过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自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使节、留学生、援军、流亡难民等来到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时期称谓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

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回族，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回族人数超过980万，为我国第四大民族。

宋元对外开放达到高潮，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对外贸易国家，巩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北宋与辽（公元916～1125年）之间贸易时常被战火中断，处于和时通商、战时闭市的状态，双方在边界建有互市的“榷场”，辽输入宋产丝织品、茶叶、大米、图书等以及南洋产的象牙、犀角、香药等，宋输入辽产马、羊、骆驼等。

宋与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间也设置互市的“榷场”，宋输出丝织品、茶叶、瓷器、香药、生姜、肉桂等，输入骆驼、马、牛、羊、盐、蜜蜡、麝香等。

南宋与金之间“榷场”交易的种类繁多，金主要输入茶叶、生姜、水果、糖、象牙、笔墨等，输出丝织品、甘草、红花、人参等，金入超规模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银。

宋朝（公元960～1279年）采取开放、鼓励和招徕贸易政策，陆海交通四通八达，对外开放和海外贸易超过了唐朝，特别是海上贸易空前兴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经成为国际化港口城市⑥，均设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

自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到两宋时期，西北地区战争频发，迫使陆上丝绸之路中断，贸易活动减少。

宋朝以后外贸通道由过去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为主，逐步转向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主。

宋代造船业和航海业发展比隋唐时期又进了一步，指南针在航海中应用和航海经验积累促进了远洋运输业发展，为远洋贸易打下交通基础。

北宋海上通商国家范围包括南洋各国、高丽、日本、印度、师子国、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

南宋海上对外贸易超过北宋，对外通商国度超过四五十个，对欧洲贸易中瓷器成为主要出口商品。

两宋对外贸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满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时期（公元1271～1368年）与亚、欧、非洲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空前，中外经济、文化技术双向互动达到新高度，对世界经济以及科技文化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特别推动了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地理大发现和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出现。

历代以来产品技术创新、贸易技术创新⑦和金融创新增强了元代巨大的贸易优势。

元代贸易势力随着军事扩张波及欧、亚、非大陆。

元代统治阶层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异宝，贸易规模异常巨大。

而且元代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丝绸之路同时开通，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上海、广州等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外贸。

元代基本上允许商人入海贸易。

元代通商遍及欧亚非，派使节对外招商，对外商给予优待和人身财产保护，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驿站的车马，免费享用官方给予的饮食，抽取关税较轻。

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贸易强国，远洋贸易的范围扩展到了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等远方地域，商人成为远洋贸易的主体，把指南针、印刷术、造纸、火药、航海技术进一步向西方传播到达欧洲，对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发挥的推动作用最大，塑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新格局和新面貌。

自元朝开始的300多年里，中国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可以说，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贸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领导者，进一步巩固了自隋唐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明朝国力由盛而衰，对外由开放转向对民间海禁，由自由贸易转向朝贡贸易。

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对外交通发达，对外贸易仍以海洋航运方式为主，对外贸易的范围更广。

明朝在边境地区设立互市点与周边民族开展互市贸易，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海洋贸易，采取朝贡贸易体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受到倭寇骚扰，新生的明朝出台禁止濒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强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与内地的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巩固新生政权。

在海禁的同时，明朝对外贸易体制由前朝的自由贸易转向朝贡（或堪合）贸易体制，要求外国以“朝贡”形式由各国官方组织商人与华开展贸易，统一由市舶司收购和管理，官方垄断对外贸易渠道和利润。

这种朝贡贸易带有相当大的商业成分，是当时形势下一种特殊的贸易形态。

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贡这种特殊的官方贸易制度，颁布海禁防止中国商民下海互市，保护官方垄断贸易的地位。

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时期，明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远洋活动扩大朝贡贸易的范围，取得大量海外物品。

郑和下西洋把朝贡贸易推向高潮⑧，由官营垄断的朝贡贸易达到鼎盛。

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徕政策，明朝朝贡贸易体制采取严格管制下薄来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税、给予高价收购、给予丰厚赏赐和给予多种优惠的措施，激励外国商人参与朝贡贸易。

由于明朝时期指南针广泛使用，地理、天文导航技术进步，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达亚非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宣扬了明朝的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主动开拓海外贸易，促进了与沿途各国经济文化交流。

虽然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发展对外贸易，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和航海探险。

郑和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其航海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比欧洲的远航早半个多世纪，增进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并带动了自唐朝以来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去南洋谋生、开发和定居的热潮，对东南亚地区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中期国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严重。

戚继光领导戚家军在台州抗倭九战九捷，并与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

此时欧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外贸易相当发达，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

明朝后期已经开始面临葡萄牙、荷兰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骗手段占领澳门，后长期租占。

1604年和1622年荷兰人两次侵占澎湖岛，1624年占领台湾岛，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维护了祖国完整，推进了台湾的开发。

由于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存在种种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时禁时放。

明隆庆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开放海禁，结束了维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贡贸易体制，私商海外贸易与外国商人非贡贸易增加，但明朝开始对贸易进行抽税。

明朝中后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击下，国力日渐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动，外国入贡减少，朝贡贸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转贸易维系，中国与南洋以远地区贸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者阻断，中国与世界贸易经济中地位渐行渐远。

无论如何，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之间贸易、文化以及人员交流的著名历史足迹，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华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之间交融互鉴、和谐共处的基础，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繁荣和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国进入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通道。

海陆丝绸之路上的对外贸易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方面，可以体现生产技术、财税状况、金融活力、消费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况。

“丝绸之路”是一条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体现了中国港口、造船、航海技术、海外贸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国家关系等方面丰富的历史内容，它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艺术传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

历史的足迹留给人类深刻的启示。

开放与封闭关乎国运兴衰。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非封闭不开放，海陆并存的丝绸之路曾经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创造出辉煌的经济成就和灿烂的文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和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失去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门由封闭到被迫打开，对外贸易逐渐失去优势，日益远离世界经济中心。

自明朝晚期，欧洲沿海国家已经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城邦之间、国家之间对外贸易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对外贸易，特别是奴隶贩运为欧洲积累大规模的原始资本，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

16、17世纪欧洲开始兴起资本主义，大肆对外殖民扩张和进行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

由于中国与外来侵略势力矛盾日益尖锐，迫不得已由对外开放转为闭关自守。

中国因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而成为西方列强入侵的受害者。

因此，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开放程度已经远远不及宋元时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关到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实行间断性禁海闭关政策，体现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贸易，停闭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对外国商队、商船和商人进行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与官方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不得与内地商人开展贸易，不得发生资金借贷关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西方贸易冲击、肃清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欧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国孤立于西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外，阻碍了正常的对外贸易发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闭关政策也使与南洋的一部分民间的和平贸易遭到限制，导致国力衰败。⑨⑩

1655～1684年间清朝严格禁海闭关，1717～1727年清朝对南洋禁海，1764～1784年间三次停闭恰克图中俄贸易，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对外开放。

清朝废弃前朝的市舶司体制，设置海关掌管征税稽查，由下设牙行具体办理，而且对外贸易的官营与垄断性质日益浓厚。

清朝严格的管制保持住对外贸易中持续顺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贸易中逐渐失去过去经济、科技与文化领先的优势，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中已经居于下风，出口产品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业产品，几乎没有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不强。

由于中国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错过西方掀起的工业革命机会，工业没有发展起来，而且受到西方列强大量廉价工业品倾销的打击。

到清乾隆年间之后，中国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

由于清朝关税政策实行从量税，正税税率较轻，而且外国商人以种种不法手段进行走私逃避征税，因此导致外国商品大肆涌入境内，外商在华获取了巨大的贸易利润和贸易利益。

中国自1986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

中国农业发生于新石器时代。

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

在长达八九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农业曾经有过许多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创造,但也经历过漫长的停滞时期。

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农业日益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只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农业才结束了停滞的历史，进入了发展较快的新时期。

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显著改善，产量水平迅速提高。

尽管近3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挫折,中国以仅仅相当于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几乎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说明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7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农业经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取得了新的成就，其发展变化举世瞩目。

自然条件见农业自然资源。

经济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全国12亿人口的粮食、肉类、蔬菜、水果等食物和纺织用纤维等，除少数年份为调剂品种而有进口外，都来自本国农业。

轻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也占很大比重。

同时，农村和农业生产部门还是中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农村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54.6％增至1985年的58.5％;其中农业生产资料的比重已由5.1％增至11.7％。

在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构成上，1953年农产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7％，1985年降至17.5％；但轻工业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加工品仍占一定比重,农业仍是中国获得外汇收入的重要手段（表1）。

中国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1952年的农业产值（461亿元）比重为 45.4％，工业为34.4％，其他（包括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为20.2％；到1985年工业比重已升至59.6％，农业（3619亿元）则降为22.2％，其他为18.2％。

如从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构成看,1949年农业产值与工业产值之比约为7:3；1985年已颠倒过来,约为3:7。

但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国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仍达 60.9％。

这个比例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和巴西等。

19世纪以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

清代乾隆时田赋约占财政收入的80％。

民国时期田赋仍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1916年的田赋总额约占财政收入的49％。

1949年以后，农业税虽是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之一，但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1952年尚占14.7％，1980年以后连续5年均不过2.5％左右。

社会主义改造和体制改革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业，由于几千年封建制度和百余年帝国主义的压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常常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先以3年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

紧接着,又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农业合作化，使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但由于合作化后期工作上的缺点和偏差，加以1958年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见农村人民公社，1966年又发生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以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遭受了严重挫折。

从1979年起，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对原来的农村经济体制开始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已经采取的改革措施包括对原人民公社经营体制和政社合一体制的改革，以及农产品收购制度的改革等。

特别是通过经营体制的改革，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基本普及，农业中集体经营与承包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形成，大大提高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自主权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

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85年农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率达10.1％，而1953～1978年间仅为3.2％;每一农民的年平均纯收入1978年为134元,1985年为398元，增加了197％。

1979年以后，中国国营农场的经营体制已逐步地进行了改革（见国营农场）。

中国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包括壮、蒙古、回、藏、满、维吾尔、苗、侗、彝、土家、朝鲜、布依、高山等55个民族，1985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5.6％,但所拥有的草原和森林资源分别约占全国的90％和40％，对于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整个农业的发展关系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农业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很不一致。

许多民族以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为主；有的还存在着农奴制或牧奴制；甚至还保留有原始公社制的残余。

从农业生产的结构和发展水平看,有的停留在渔猎经济阶段,有的以从事畜牧业为主，有的主要务农，但仍沿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原始耕作方式。

他们的某些独特的传统生产技艺，如朝鲜族的农艺、维吾尔族的园艺、蒙古族的畜牧、兽医等是较为精湛的,但由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农牧业生产总的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80年代以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以1985年与1952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从46.5亿元增至368.3亿元;粮食从1582万吨增至4006万吨,大牲畜(年底头数)从2439万头增至4749万头。

技术改造 为了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中国于50年代中期提出农业技术改造任务。

当时,计划用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农业机械化。

以后这一进程因工作的失误发生曲折。

1979年以后，中共中央确定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又使农业技术改造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30余年来，农业技术改造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田基本建设兴修农田水利和兴修山地水平梯田一直是30余年来全国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重点项目。

由于排灌动力机械的大量增加和渠道等设施的大规模建设，1984年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达.7万亩,居世界第一位，其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约为44.5％，也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在有效灌溉面积中，机电灌溉的面积约占56.6％，而1952年仅为1.6％。

此外,在水土保持、改造低产田、治理盐碱地和改良土壤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农田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提高了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为中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肥料施用和病虫害防治肥料施用坚持了有机肥同无机肥相结合的原则。

但在继续广泛施用人畜粪和绿肥等有机肥料的同时，化肥施用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按有效成分计算，1986年化肥用量（折纯量）1930.6万吨，为1952年的240余倍,每亩耕地平均施用量13千克，居世界中等水平。

但化肥构成上磷肥、钾肥的比重偏低。

植物病虫害防治也取得重大成就。

1982年化学防治面积近12.8亿亩，占耕地面积的86％。

历史上常常造成颗粒无收的蝗灾已告消灭，许多植物病害如小麦锈病等已得到有效控制。

在家畜疫病的防治方面，由于建立了兽医生物药品工业体系，兽用药物迅速推广，50年代就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牛瘟。

以后，气肿疽、牛肺疫、羊痘等传染病和一些寄生虫病也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研制的猪瘟、牛痘、羊痘等疫苗，居世界领先地位。

育种和良种推广 30余年来育种工作的巨大成就,是农业增产的又一重要原因。

1949～1979年间，全国开展了水稻、小麦、棉花等25种主要农作物的育种工作，育成并用于生产的品种达2700余个,其中推广面积在100万亩以上的265个,对提高产量、改进品质、增加抵抗病虫害的能力等都起了重要作用。

1975～1984年间杂交水稻的推广，对粮食的增产作用尤为显著。

现稻、麦等主要农作物的良种种植面积均已超过播种面积的90％。

在家畜育种方面，除了对传统品种进行改良外，还先后从国外引进良种，并通过纯种繁殖和杂交，育成了不少优良的牛、羊、猪和家禽品种。

冷冻精液和人工授精繁殖体系也已形成。

机械和电力装备由于工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农村存在十分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仍较低，人力操作和手工工具尚占主导地位。

但30余年来农业机械和农村用电量的变化也是很大的。

50年代初期,拖拉机的拥有量还微不足道; 1986年已有大中型拖拉机86.65万台，小型拖拉机452万台（其中手扶拖拉机有相当数量用于农村运输）；联合收割机的拥有量为3.09万台,农用载重汽车的拥有量为49.92万辆。

1986年的机耕面积达.7万亩，超过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3。

与此相应，电力在农村中的应用也有很大发展，1986年农村用电量为586.7亿千瓦小时。

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见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

生产结构和产量变化中国农业的生产结构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但数千年来一直以种植业为主。

由于人口多，耕地面积相对较少，粮食生产尤占主要地位。

在传统观念中，种植五谷，几乎就是农业生产的同义语。

50年代以后，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等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增长，但它们在农业总产值构成中的比重，总的变化不大。

1979年以后由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确定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农村经济从较为单一的经营向多种经营的商品经济转化，情况才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表2）。

种植业即狭义农业。

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的生产。

其具体项目，通常用“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桑）、茶、糖、菜、烟、果、药、杂来代表。

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50年代为80％以上；60年代为75％以上；70年代前期为75％左右，后期为66％左右；80年代中期已降到60％上下。

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的比重,从50～70年代始终高达80％左右，其中有9年超过85％；1979年以后适当调整了作物布局。

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由1978年的18亿亩减少到1986年的16.6亿亩，比重下降到76.9％。

但由于亩产量增加,总产量反由万吨增至 .2万吨。

1986年粮食总产量的大致构成为：稻谷44％，小麦23％,玉米18％，薯类6.5％，其他8.5％。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在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中一直偏小，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从50年代至1978年大体为8～9％;进入80年代后,连续上升至14％左右。

从经济作物的不同种类看，1952～1986年间棉花的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中的比重由3.9％减少到3.0％左右，产量则由130.35万吨增加到354万吨,30余年中虽有起伏或停滞，但总的说还是增长较快的。

油料包括花生、油菜子和芝麻等的产量起伏很大。

1952年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4％，产量为419.3万吨；此后有升有降。

1978年以后又发展很快。

1986年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7.9％；产量1473.8万吨，约为1952年的3.5倍。

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情况，以1986年的产量与1952年比较,其增长幅度约为:烤烟6倍,糖料（甘蔗、甜菜）7倍，茶叶6倍，黄红麻5倍，水果18倍。

林业40年代末期，林业产值在全国农业总产值中仅占0.7％的微小比重。

50年代以后,林业建设有了发展。

1986年林业的产值比重增加到 5％。

但林业生产起伏较大，总的发展速度不快。

30余年来，全国累计造林面积18多亿亩，因抚育管理跟不上，实际保存面积不足三分之一；加以采伐多于更新，1985年的森林面积仅为17.3亿亩,每人平均1.7亩,森林覆盖率为12％,且分布很不平衡，多集中在东北、西南和浙江、福建等地区。

为了改变林业生产与国家和人民需要严重不适应的状况，1978年以来已采取措施加强林业建设，从而使抚育管理不断改进，造林面积和木材产量有所增加，用材林、经济林和防护林的构成也日趋合理。

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构成中，畜牧业产值在50～60年代初期所占比重总的呈下降趋势。

以后逐渐回升。

1952年的畜牧业比重为11.5％，1986年增至21.8％。

种植业和畜牧业之间的产值比例，则因种植业所占的比重逐步减少,二者的差距有所缩小。

大体上50年代初为7:1，80年代中期为3:1。

家畜头数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1986年末的存栏数大牲畜(包括牛、马、驴、骡、骆驼)为 .1万头（其中役畜约占58％）,猪为.1万头,羊为.9万头，分别比1952年增加了55.6％、2.75倍和1.69倍。

其中猪的数量增加最快。

在全世界猪的存栏总数中，中国约占40％。

大牲畜则因部分役畜为农业机械所取代，比重有所降低。

此外，家兔和野生动物的饲养利用，近年来也有较大发展。

但和社会需求相比,畜牧业的发展不快,特别是出栏率较低。

1986年肉猪的出栏率为77.6％，羊为31.5％,牛仅6.1％。

其原因在于饲养方法落后和饲料工业不发达。

牛羊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草原建设不相适应。

因此中国肉类产量虽由50年代的 300多万吨增加到1986年的2112万吨，牛奶产量由1978年的88万吨增加到1986年的289.9万吨,但按人平均占有量低于一般经济发达的国家。

由于肉类产量中猪肉占90％以上，而猪的饲养又集中在农区，因而95％的肉类产自农区，无论农区或牧区畜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除家畜、家禽饲养业以外，以桑蚕和蜜蜂等昆虫为对象的动物生产也有很大发展。

特别是养蚕业，不仅历史上一贯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1986年蚕茧产量36.9万吨(其中桑蚕茧产量为33.6万吨)，比1952年增加近2倍。

水产业即渔业。

1952年的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3％,1986年的比重已增至4.1％,30余年有了较大的发展。

水产品总产量1952年为166.6万吨,1986年增至823.6万吨,提高了近4倍。

从水产品的产量构成看,1986年,海水产品约占57.7％，淡水产品约占42.3％。

海水产品中绝大部分来自捕捞，主要是近海捕捞，海水养殖和远洋捕捞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近年来淡水产品的养殖业则有一定发展。

副业中国农业中的副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性质和内容(见农村副业)。

60年代以前的副业，是指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或家庭中的辅助劳力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包括采集、渔猎以及家庭手工业如编织、刺绣等，大多属于自给、半自给性质。

其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4％强。

至于后来由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举办的企业，它们虽在一个时期仍被当作副业，实质上已是相对独立于农业之外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突破了副业的范围；到80年代，又进一步演变成为乡镇企业。

台湾省农业 台湾省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与福建省隔海相望。

全省包括大小岛屿近80个。

土地总面积平方公里，2/3为山地，平地不足1/3。

耕地面积1337万亩（1982），其中水田约占56％，旱地约占44％。

全省地处热带与温带之间，年平均温度24℃，年平均降水量2400毫米，四季无霜。

农业人口1982年为488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26.4％，而40年代时这个比例高达50％以上。

人均耕地也由50年代的1.5亩左右,降至80年代初的0.7亩左右。

该省原有的耕作制度和生产工具，与福建、广东省类似,复种指数较高,是中国富饶的农业产区。

历史上常以稻米和蔗糖等产品，与大陆东南沿海各省交流。

台湾省在50年代，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见土地改革），农业中自耕农已占绝大比重。

经营方法也逐渐改变为节约劳力与资金的集约经营，而更多地应用农业机械和现代栽培技术。

60年代以后,为适应市场需要,逐渐形成了某些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区，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1984年水稻产量为224.42万吨，甘蔗为654.53万吨，香蕉为20.33万吨,菠萝为12.36万吨,分别比1952年增加43％、12倍、90％和 80％。

其他农产品有烟叶、茶叶、柑橘、花生等。

大豆、小麦和玉米则种植稀少，被列为经济作物。

森林面积原占全省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50年代初年产木材45万立方米左右,70年代初增至110万立方米，但经多年采伐，日见减退，1982年的产量已不足50万立方米。

畜牧业在生猪生产上对品种改良、推广配合饲料及改进饲养技术等方面，颇为重视，从而缩短了饲养期，提高了屠宰重量，而且大部分为“瘦肉型”猪。

台湾省的出口农产品主要有糖、米、香蕉、菠萝、蘑菇、芦笋(罐头)、茶叶和水产品等。

50年代以来，这些产品的出口量增长较快，但30余年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则逐步下降；进口农产品以至米、大豆、小麦和面粉、原棉、烟草、牛乳和乳制品、橡胶及其制品、木材等为主。

其在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